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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——

                  中國經濟在向高質量發展轉型

                  作者:任焱 來源:中國財經報 發布時間:2018-10-11

                    當前,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。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看來,雖然這一轉變并沒有直接指向速度變化,但事實上,高質量階段就意味著經濟的中速增長。在近期舉行的長平經濟論壇上,劉世錦判斷,中國經濟已初步轉入中速增長平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經濟發展將會找到新的均衡點 

                    “增長階段轉換是一個‘轉型再平衡’過程。”劉世錦說,過去幾年,中國經濟就處在增長階段的轉換期。此前之所以面臨著較大的增長下行壓力,是因為中速增長平臺還沒有找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進入中速增長平臺,經濟會出現兩個底部。從需求端看,是高投資觸底,表現為三大終端需求,也就是出口、基礎設施、房地產三只“靴子”的落地。隨著需求側回落,供給側也會相應地進行調整。“供給側改革的真實意義,即是在需求放緩的條件下通過供給相對收縮,達到新的供求平衡,推動供給側企業擺脫困境。”他解釋道,目前供給側也基本觸底,有兩個指標表現得最明顯:一是PPI在54個月后恢復正增長,二是工業企業盈利明顯上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劉世錦指出,觸底是一個復雜過程,需要多次驗證。2016年,提出經濟開始觸底或接近底部進入中速增長平臺的判斷;2017年,經濟觸底并轉入中速增長平臺得到初步驗證。他說,所謂觸底的確切含義是“穩住了”,不再下降,開始進入中速穩定增長的“新平臺”,不會出現大的V型或U型反轉。且現有的邏輯和事實均不支持經濟觸底后大幅反彈,甚至重回高增長軌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數據顯示,2018年上半年,終端需求出現一些季節性回升。劉世錦說,今年下半年,即使不存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,經濟增長也會下行。其主要原因是治理地方隱性債務導致的基建增速下降。隨著房地產、基建投資下行,經濟發展會尋找新的均衡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劉世錦判斷,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,中速增長平臺將有一定幅度下移。此后,我國經濟將逐步進入終端需求趨穩的階段。而存貨、生產性投資等將成為波動主因,即大L型加小W型波動的狀態,進而轉入一個動能轉換、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較強的增長階段。“今后3年,只要我國經濟年均增長能保持在6.3%,即可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。此后,中速增長平臺可能會調整到5%-6%之間或5%左右。”他說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對于經濟增速,劉世錦特別強調,判斷增長速度高低要與所處增長階段潛在增長率掛鉤,在高速增長階段,7%可能就是低速度。但在中速增長階段,5%以上就是高速度。于我國而言,中速增長平臺形成后,根據國際經驗,將可能持續10年乃至更長時間,從而為實現2020年和更長一個時期的發展目標打下穩定基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 

                    劉世錦指出,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,中國經濟還面臨著一系列問題和挑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一是社會共識和政績觀。高質量發展階段,如何把發展更多地與“質量”“效率”等概念掛鉤,需要從決策者到普遍民眾系統地轉變理念,或者說形成一種新的發展共識。轉為追求質量效率的政績觀,除了“認識”問題外,重要的是確立新的評價考核體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是要素市場的進一步開放、流動與優化配置。中國產品市場開放程度較高,但要素市場仍然是中國市場體系發展中的主要短板。大都市圈的推進、產業轉型升級、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等,都無一不受制于要素市場的短板制約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,最重要的還是打破要素市場上的僵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是重大結構性問題的理順與調整,包括行政性壟斷導致的效率差異、“脫實向虛”背景下的經濟泡沫、收入差距與社會階層固化、創新驅動發展所需要的自由探索環境等重大問題,需要理順和調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四是金融風險形成條件變化和有效防范。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是一個“轉型再平衡”的過程。從日本、韓國等經濟體的經驗看,這段時間是金融風險積聚甚至出現金融危機的時期。終端需求中,房地產、基礎設施建設等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后減速,帶動產業領域去產能,再帶動金融領域去杠桿。我國能否比較平穩或“有驚無險”地過好這一關,無疑是一個嚴峻挑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五是地方性要素粘性與高價值區域的形成。所謂地方性要素粘性,是指通常說的“投資環境”或“發展環境”。在高質量發展階段,重點發展高技術含量、高附加價值產業,能否把相關的高知識技術密度要素組織起來,并具有粘性,顯然對要素市場條件、政府能力、產權保護、基礎設施、公共服務等提出了與以往不同的要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六是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。高質量發展需要更多的創新,相當多的原始創新或源頭創新都來自企業。各種破除對企業家精神束縛的改革應該擺在優先位置。保護企業家的合法權益,應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,而不能僅限于并不穩定的政治承諾、政府文件或地方性、階段性人事關系支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面對這些挑戰,下一步如何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?在劉世錦看來,“摸著石頭過河”是一個重要的改革理念。改革的本質是一種創新,就是探討一種以前沒有的、比現在體制要好的新體制。于此,通常只知道大方向,但不清楚具體形態。在不同的發展階段,面臨著不同的改革難題,“摸著石頭過河”的同時需要頂層設計,二者并不矛盾。頂層設計主要解決兩個問題,一是指方向;二是劃底線,什么事情不能做,什么樣的局面要避免。在明確方向和底線的前提下,到底什么樣的體制機制政策合乎實際,真正管用,還是要靠“摸著石頭過河”——在大量試錯的基礎上找到對的辦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他認為,我國過去的高速發展一個重要的機制是地方競爭,這實際是多個主體試錯的過程,降低了試錯成本,且摸索出不少推動高速增長的辦法。目前,我國面臨的是高質量發展這條新的“大河”,也必須通過探索、試錯、競爭逐步形成新的有效模式。比如,最近各地正在出現一些有意義的嘗試,像“搶人大戰”——通過一定優惠政策,不僅搶高端人口,也包括普通勞動者。這反映了地方政府在人員流動理念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再比如,出現了區域性創新中心或創新性城市,像深圳、杭州和北京中關村地區,中高級生產要素粘性比較強,能把各種創新要素集中起來。這些是通過市場競爭、要素流動自然形成的。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,應當允許地方有較大的“自選動作”空間,調動地方、企業、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,允許有個性、有差別,允許試錯糾錯,在競爭中發現和推廣好的做法和政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優先推動與高質量發展配套的重點改革 

                    穩增長到底該怎么穩,取決于目標選擇,即速度和質量中誰服從誰。以往是速度優先,其他指標服從速度指標。劉世錦表示,轉向中速增長后,經濟不再具有那么高的增長潛能,因此,高質量發展階段要轉向質量優先,由質量指標決定速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高質量發展并不是抽象的概念。劉世錦建議,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應主要關注五個指標:就業、杠桿率、企業盈利水平、資源環境可持續性、居民收入增長和消費結構升級。與上述指標相對應的增長率,就是合適、可持續的增長率。增長速度過高,上述質量指標就會出現問題,比如,招工難,財政金融風險加大,企業盈利不穩定(產能嚴重過剩,PPI過低),環境問題突出(PM2.5過高)等。不過,他也強調,高質量增長不是完全舍棄GDP指標,而是不要低效率、低質量、不可持續的GDP增長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近期,通過投資基建、房地產穩增長的呼聲又起。對此,劉世錦認為,如果經濟短期內出現快速下滑,將基建作為對沖手段可以是一個選項。但是,進入中速增長平臺以后,基建和房地產已經沒有太大潛力了。根據他的研究,基建、房地產投資歷史需求峰值已過,而且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際比較發現,與相同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相比,現價段中國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比重明顯過高,其中,基建投資比重高于國際標準結構一倍以上,衛生、社保和福利等領域的政府支出則明顯低于其他國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新形勢下進一步擴大內需,關鍵是要轉變思路,打破相關的體制政策屏障,讓新動能浮出水面。劉世錦認為,以下三方面的改革應該擺到優先位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一是加快開放城鄉之間土地、資金、人員等要素市場,允許相互流動,優化資源配置。重點是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,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。在農民要進城、城里人也想下鄉的情況下,應打破一些長期流行,但背離市場經濟規律、背離現階段城鄉發展實際的思維定勢和說法。在一些關鍵領域和環節,如,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、同等入市,宅基地進入流轉,小產權房等問題上找到出路;城鎮人員和資金可以下鄉置業創業等方面能有大的突破。這方面的改革突破,有利于降低城市房價,降低城市營商成本,保護提升實體經濟競爭力;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,特別是財產性收入,加快小城鎮發展和鄉村振興;也有利于拓展基建、房地產的合理增長空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是打破行政性壟斷,在基礎產業領域放寬準入,鼓勵競爭,降低能源、物流、通信、資金、土地五大基礎性成本。五大基礎性成本看起來是實體經濟投入品的成本,實際上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。如何降低,關鍵是要把已定的改革決策落實到位。如,在電信領域,近期聯通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,推出低價產品,很快帶動了幾大電信公司較大幅度降低資費水平,出現了未曾有過的競爭局面。這說明通過改革降成本是行得通的,甚至能夠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。這方面的改革有利于降低實體經濟成本,也能夠增加有效投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是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對內對外開放。下一步經濟發展,空間最大的是服務業,其中與發達國家差距最大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,包括研發、金融、咨詢、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,醫療、教育、文化、娛樂、體育等社會服務業。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技術大都是軟技術,知識是不可編碼的知識、體驗性知識。吸收這類技術、知識,與過去工業領域引進技術有很大不同,必須推動更具深度、更有特點的對外開放與合作。以往開放的重點是吸引物質資本、成熟技術和管理方法等,下一步開放重點則應轉向聚集提升人力資本,提升在全球科學前沿和技術前沿的創新能力。比如,可在創新活躍地區,設立若干個高水平教育研發特區,在招生、人員聘用、項目管理、資金籌措、知識產權、國籍身份等方面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,給出比較大的自主選擇、自由探索空間。劉世錦特別強調,對內開放要先于對外開放,允許外國人做的,應先讓中國人自己做。大量事實說明,如果能給予真正有本事的中國人、中國企業公平準入和競爭的機會,中國的競爭力是不會差的,而且是很有優勢的。加快高水平對外開放,有助于提高中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市場競爭力,并形成重要的增長動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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